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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伟、李全息:公证法律服务的三个基本理念

发布日期:2017-06-21 点击:4830

转自:公证文选

公证法律服务的三个基本理念

昆明市明信公证处 段伟 李全息


本文发表于《中国公证》2017年第2期



《公证法》颁布实施十多年来,昆明市明信公证处在绿色继承、家事服务中心、公证与诉前调解对接、不动产代办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许多有益经验。我们对近年主张的一些公证理念进行了梳理,归纳为三个基本的公证理念,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一、公证综合法律服务理念


该理念的核心内容:证明或者出具公证文书只是公证机构的职能之一,而不是公证的全部职责;公证的本质是以公证文书的作成为基础功能的综合法律服务体系;公证综合法律服务体系强调三性:服务性、法律性、综合性,缺乏这三性的公证服务并不是我们说倡导的综合法律服务;公证机构应当在具体公证业务领域尝试构建一套公证综合法律服务体系。

公证综合法律服务体系,顾名思义,就是围绕着实现公证效用的目标,充分运用多种公证手段和其他法律工具,整合有关资源,在特定公证业务领域,形成一套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法律服务综合系统。须知,拉丁公证制度国家的发展经验一再表明:公证人的职责内容和业务领域体系是个兼容并包的开放体系,只有这样的开放体系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封闭公证职能,只能使我们落后于时代发展,无法提供符合时代需求的公证产品。我国公证人,与其坐等法律变革,还不如主动迎接变化,丰富自己的职 责内容体系,在各个法律服务领域进行尝试创新。

关于这个理念的延伸解读:

第一,如何正确看待公证所具有的证明职责。需要澄清的是,我们所倡导的公证综合服务服务理念并不排斥公证的证明职能,我们反对的是“唯证明论”。公证文书在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附加的证明属性,这是无可置疑的。但公证的功能就仅仅只是证明吗?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公证的职能是综合性的,并非仅仅只有证明一项功能。实际上,公证综合法律服务理念是吸收证明功能的,证明手段也是公证综合法律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果说,证明是公证的1.0版本,法律服务是公证2.0版本,则综合法律服务是公证3.0版本,新的版本是能够兼容以前老的版本的。有人将我们所倡导的“服务论”与“证明论”对来起来,是失之偏颇的,我们反对的只是将证明作为公证唯一职能的主张。公证综合法律服务理念是对“证明论”的继承和发扬,是在“证明论”基础上对公证职能的扩充,以使其适用时代发展变化的需要。

有作者曾经准确的指出:“根据经典的对公证起源的认识,公证首先是法律事务处理活动,然后才具有证明的属性。可以说,法律事务处理是公证的本质属性,证明是附加。公证在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服务活动,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提供的法律帮助、代写文书、记录相关信息的活动。”①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正确阐述了公证证明职能与公证法律服务的关系。

提倡公证综合法律服务理念,并不是要抛弃公证的证明职能,而是要正确看待其应有的地位。在有些公证事务综合法律服务体系中,证明可能是其核心的职能,也可能是次要的职能,另外,证明可能今天是其核心的职能,也可能明天就是次要的职能。证明是公证综合法律服务体系的手段之一,其发挥的是核心作用还是次要作用,要通过对这套体系进行分析后才能得出具体的结论。

第二,公证综合法律服务理念强调服务性、法律性和综合性。服务性要求我们要具备相应的服务意识、理念和态度,摒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主动寻找公证能够发挥价值的领域和空间,主动适用市场规则,按照市场规则行事;法律性则要求公证人要以法律作为公证活动的准则,以法律思维处理公证事务。法律性界定了公证的本质属性;综合性是指具体公证事项的综合法律服务体系内部的法律工具、服务品种和资源应当是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完整体系。综合性强调公证机构既管事中,也管事前和事后,这无疑拓新了公证制度的发展空间。

明信公证处1956年的一份工作报告指出,办理完公证手续,并不是公证的结束,而仅仅是开始。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强调公证服务的综合性,而不是将公证只理解为片段化的工作。公证行业已经逐步意识到,我国许多传统公证业务的式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单纯的证明职责难以适应公证客体本身发生的变化。以前当事人所期待的证明职能,迁移至今日,可能已经在具体公证事项中变得轻微了。公证只是证明的片段化工作方式已经不可能适用这个每天都在发生巨变的时代,只有充分扩充公证人的职能和权限,根据当事人的不同需求配给公证综合性服务服务功能,才可能在法律服务市场中求得生存。

第三,公证综合法律服务理念不违背《公证法》规定,也有相应的国家政策支撑。《公证法》确定的是公证活动的底线规则,就是说,它规定的是责任规则。我们所提倡的公证综合法律服务理念,是对“证明论”的继承和发扬,我们承认公证是具有证明职能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公证综合法律服务理念是包容我国《公证法》所确定公证机构证明角色定位的。换句话说,《公证法》所确定的公证证明功能和其他公证制度是对公证做了最低限度的要求,它是公证事业发展的底线,但不是公证事业发展的最高要求,公证行业完全可以在遵循《公证法》的前提下,作出超越《公证法》的努力和贡献。构建各个业务领域的公证综合法律服务体系,是对我国公证新高度的一个答案。因此,笔者认为,“拉丁公证人的职能自古就多样化,而并非只有证明职能,国家以证明效力将公证人职业和活动法定化,并不意味着公证人以放弃尝试其他公证职能作为公证职业法定化的代价。事实上,公证人职能既有法定职能,也有习惯职能,也有因创新而确定的新的职能。我国《公证法》确定的是公证发展的底线要求,而从来没有设定上限要求,我们公证实践需要探讨的就是公证发展的上限可能。”

我国有关政策对公证综合法律服务理念也是持支持态度的。国务院批复同意的司法部《关于深化公证改革的方案》明确提出:“公证机构要改变单一的证明工作方式,努力拓展公证业务领域,积极提供综合性、全方位的非诉讼法律服务。”

第四,公证综合法律服务理念并没有抹杀公证活动的特征,没有混淆公证法律服务与律师法律服务的区别。在对公证综合法律服务理念提出的质疑中,有认为这种主张抹杀了公证的特性,容易与律师法律服务混淆,而公证机构在法律服务市场并没有竞争优势。我们认为,这种质疑是没有道理的。2012年国务院发布的《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要大力发展以律师和公证为主体的法律服务业,稳步扩大从业人员数量,全面提高从业人员素质。”这表明从国家政策层面上来看,将公证的领域定位为法律服务是恰当的。我们认为,公证人与律师都是法律服务者,其领域都是法律服务领域,其区别在于法律服务方式。当然,公证人与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有些方式是可以相同的,但始终也是存在一定差别的,这种差别彰显着公证制度与律师制度的区别。我们提倡公证综合法律服务理念并不是要抹杀公证的特性,而恰恰是在遵循公证活动的特性基础上所提供的综合法律服务。公证文书的公文书效力、公证机构作为国家法定提存机关、公证人的居间衡平技艺、作为公权行使的代表等都是公证法律服务具有的自身特性,我们提倡公证综合法律服务理念并不是要抹杀这些特性,而是要尊重这些特性。公证综合法律服务理念并不是将公证机构发展成一家新的律师事务所,而是主张以公证活动的特性在法律服务领域有所作为,公证机构也不可能逾越许多法律底线,例如不得出庭担任代理人和辩护人的限制。

在强调尊重公证特性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公证部分职责和律师部分职责出现融合的趋势。在德国即有律师公证人和公证人律师之谓,在美国出现的民法公证人,这都表明在许多职责方面公证人与律师并不存在藩篱。公证人与律师服务的领域可以是相同的,差别是实现方式的差异。如果一家公司领取营业执照,营业范围虽然确定了其公司属性和行业特征,但并不禁止公司从事营业执照之外的合法生意。同样的道理,《公证法》给公证机构颁布了“营业执照”,但除了《公证法》规定的业务外,还可以从事法律没有禁止的其他法律服务。公证前辈有句经典的话值得我国公证人认真揣摩和深思。陈六书先生在回答刘疆先生关于公证人与律师有什么区别的问题时曾说:“公证人不可以出庭,律师不可以出证。”

第五,公证综合法律服务理念是兼容公证非讼职权的。近年来,我国许多公证学者呼吁公证回归到公证人作为非讼裁判权行使的角色上来,承认公证人的非讼职权。应该说,这种主张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首先,我们认为,公证综合法律服务理念是兼容公证非讼职权的。因为公证综合法律服务体系是希望采取丰富多样的法律工具和资源来达到当事人的需求,而非讼方式也是其中的法律工具之一,也是公证综合法律服务体系的应有之意。也就是说,公证综合法律服务体系包括非讼方式,与非讼方式并不是对抗的关系。事实上,从拉丁公证国家的立法来看,公证机构的非讼裁判权都已经逐渐从法院体系中独立出来,成为公证机构的法律工具之一。例如,我们可以这样说,提存既是我国公证机构的法律服务方式,也是公证机构行使非讼职权的方式,两种说法并不冲突。所以,我们提倡公证综合法律服务理念并不排斥通过立法努力使公证机构获得一些具体事务的非讼职权,从而丰富公证综合法律服务体系的内容,使公证综合法律服务具有更多的可能性和效用性。其次,我们认为,就我国公证事业当前发展状况而言,不宜将建设公证非讼职权体系作为奋斗目标。非讼职权来源于法律对公证机构的授权,这就必然需要在立法上作出十分艰苦的努力。我国《公证法》实施十年以来,我国民事实体法对公证的规定为零,则表明了这种发展路径的可行性比较低。我们可以将非讼职权的获得作为公证行业努力的一种方向,但不能是指引目标。相反,包容公证非讼方式的公证综合法律服务体系并不是将非讼职权的活动作为唯一的发展方式,它还充分鼓励公证机构探索其他并不需要法律授权的法律服务方式,这对于没有公证传统的我国公证而言,无疑是更具有现实意义的。

第六,公证综合法律服务理念已经通过实践彰显出其价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明信公证处建立起了不动产、家事、金融等三套公证综合法律服务,逐步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中,不动产综合法律服务体系包括的特别产品和服务有:房屋档案调查、房屋户籍核查、O 2 O权证服务、房屋金融、资金监管、税务服务、法律事务代理等;商事综合法律服务体系包括的特别产品和服务有:代理楼盘签约、贷后管理、公司法律顾问、风控管理、协助强制执行、抵押登记代办、参与法院组织的商事调解等;家事综合法律服务体系包括的特别产品和服务有:绿色继承、文书保管、社区服务、温情遗嘱、尽职调查、法律咨询、参与诉前调解等。我们欣喜的看到,从公证行业目前举办的公证论坛来看,已经越来越多的作者主张通过构建具体公证事务领域的公证综合法律服务体系来解决传统的公证方式的弊端。公证综合法律服务理念已经逐步成为公证行业的一种共识。

第七,公证综合法律服务理念符合公证机构本位主义立法。公证机构在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力来源于三个方面:公证特质、内部公证机构本位和行业协作。公证特质是指公证制度所特有的一些优势,有人形容这种优势为“公证机构是可以出公证书的律师事务所”。机构本位容易使公证处全处一盘棋,进行内部专业化分工和科学管理,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同时,公证行业协作也可以为公证机构开展公证综合法律服务提供更多的法律工具。总之,我国公证机构建立公证综合法律服务体系是具有现实便利条件的,与公证机构本位主义是相吻合的。


二、可行性理念


该理念的核心内容是:经公证的法律行为应当具备可行性;公证人应当在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运用各种法律工具和其他方式协助当事人提高法律行为的可行性(可履性);可行性应成为公证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可以这么说,公证可行性理念是对公证综合法律服务方式效用性的考核尺度。也就是说,我们所倡导的公证综合法律服务方式及其体系要遵循可行标准。

关于这个理念的延伸解读:

第一,可行性理念是对传统公证职责的扩充和发展。传统的公证职责只关注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但就社会需要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当事人创立法律行为的目的在于按照法律行为的内容进行实施,这是当事人的根本需求。我们须明白一个道理:真实、合法的法律行为未必可行。当事人基于信赖,将自己的事务托付给公证人,公证人就有义务不辜负当事人的信赖,而不是仅仅去证明“真实、合法”,而是要围绕着当事人的根本需求提供综合公证法律服务,保障所托之事的可行性。我们应该看到,关注公证事项本身的可行性已经成为拉丁公证人的新职能,是公证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所作出的重大变革。法国公证判例所确定的“公证效用性原则”②和德国公证判例所确定的“公证人双重晓谕义务”③都已经揭示了这种趋势。我国公证人应当顺应这种公证发展趋势,丰富公证人职责,从而实现时代发展的需求。公证人传统的真实性职责关注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有效和合法性职责关注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则我们目前所主张的可行性职责则是关注法律行为的履行问题。如此,公证人可行性职责的加入便使公证人服务法律行为形成“闭环”,从而也避免了那些“公证与不公证没有什么区别”的公证无用论。

第二,正确看待公证人可行性职责的局限性问题。有人认为,法律行为的可履行性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公证人并不能确保法律行为具备可履行性,故公证人不应该有可行性职责。这是对公证可行性理念的曲解。我们所倡导的公证可行性理念,并不是说要确保法律行为百分之百可行,而是说要在公证人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范畴内,尽可能地排除影响可行性的障碍因素。我们须明白,公证人的有效性职责也并不是证明法律行为的有效,而是在公证人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范畴内,尽可能地排除影响有效性的障碍因素。可以说,公证人可行性职责机理与公证人有效性职责机理是一致的。因为“有效性”和“可行性”的障碍因素是无穷大的,理论上公证人不可能穷尽这些障碍因素,因为如果我们要证明“有效”就要排除所有无效事由,这是不现实的。法律不强人所难,公证人需要做的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能够做到的事情,即使事后出现当时公证人无法预见的障碍因素时,也不可归责于公证人。所以,我们认为,公证人不可能百分之百确保法律行为可行性的理由,不足以否认公证人可行性职责的存在。如同,不能因为公证人不能百分之百排除无效事由从而否认公证人有效性职责存在一样。

第三,公证可行性理念在于挖掘公证人法律之外的潜能,借助公证人的执业经验,使公证活动从法律层面扩充到社会层面。韦伯说,公证人是经验主义大师。公证人常年累月形成的公证执业经验其实并不仅仅是法律方面的知识,我们还有许多金融、税务等方面的知识。我们传统上所说的真实、合法,其实关注的都是公证事项法律层面上的问题。与之相反,公证人可行性职责要求公证人关注的更多是法律之外的因素,这就是公证人执业经验的合理运用。长期以来,我国公证制度都忽视赋予公证人执业经验以合适法律地位。

第四,公证可行性理念蕴含着“公证有用才是硬道理”。我国许多传统公证业务的式微,是因为原来的公证价值已经不能适用公证客体(对象)本身和其外部发生的变化。须知,当事人的需求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当事人以前所需求的价值,可能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再重要。例如,银行办理金融公证,以前有法律风险控制的需要,但是当银行自身的风险监控完善以后,法律风险控制的需要已经减弱,而安全与快速地收回债权则成为其新的公证需求。我国许多公证机构所提供的协助银行收回债权的公证法律服务,则是适用了银行的新需求。公证可行性理念使公证人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满足当事人的实际需求上来。通过可行性理念重新打造和优化公证事项的流程,从而丰富公证活动的内涵,这才是该理念的着力点。同时,可行性公证理念也有助于从“公证人中心主义”向“当事人中心主义”转变,使公证员真正认识到当事人才是法律行为的实施主体,公证员是法律行为的协助主体。

第五,可行性应成为公证活动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我国公证行业在80年代时争议过“可行性是否是公证的基本原则”。从现在来看,增进公证价值的钥匙是促进公证事项的可行性,从真实、合法的领地走入真实、合法、可行的更大领地。公证的内涵和外延是需要通过丰富多彩的公证实践来进行填充的,可行性公证实践活动的指南针。用可行性理念进行公证思维和进行公证业务创新,应该成为我国公证行业的共识。公证事项应当可行,应当成为整个公证活动遵循的原则。

第六,可行性理念与公证综合法律服务理念的关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建设公证综合法律服务体系,它的指导思想是可行性理念。换句话说,公证综合法律服务体系所要涵盖的内容并不是盲目的,而是以促进公证事项的可行性作为指南。同时,可行性理念也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它也是以建立一套能够相互支持的公证综合法律服务体系作为最终目的的。


三、“公证+”理念


该理念的核心内容:公证行为只有与公证客体(对象)进行结合,才有其存在价值;法律行为公证不是“私文书+公证证明”的过程,而本身就是公文书形成的过程;公证文书并非仅指公证证词,而是公证证词与契约的结合物,两者并不可以区分;公证组织法与民事实体法的结合才是完整的公证法典。

关于这个理念的延伸解读:

第一,公证活动的本质应该是“化合反应”。公证人的行为与当事人的行为结合起来发生作用,产生新的事物,这才是公证活动的本质。例如,在法律行为公证中,当事人经过公证人的帮助和指导,形成表征法律行为的公证文书,这实质上是当事人行为与公证人行为交互的结果,所形成的公证文书是新事务。如同当事人提供了食材,公证人作为厨师将其烹饪成一道菜品,是当事人提供的食材与公证人厨艺的结合做成该菜品,故厨艺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食材结合才发生相应结果。同样,公证行为也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与当事人的行为相结合才会发生公证文书这个结果。所以说,公证活动的本质应该是“化合反应”,而不是物理变化,公证行为并不是所谓的“证明行为”。“证明论”将公证人行为与当事人行为截然割裂开来,并不可取。

第二,进而延伸之,公证行为只有与具体公证客体(对象)相结合,才有其存在价值。这个结论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公证行为必须与公证客体(对象)结合才有意义。任何主张将公证行为与公证客体分离的学说都是割裂了两者的普遍联系关系。公证不是对私文书的再证明,公证本身就是形成公文书的过程。在法律行为公证中,公证即法律行为的形式,其与法律行为的内容是不可分的。第二层意思:要从具体公证客体(对象)的特征来研究公证在其中的相应价值。公证客体(对象)包括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有法律意义的文书、非讼事件等。然而,面对公证客体(对象)的多元性,我们却希望用一个统一的符号和标准去研究不同公证事项的价值,这是非常片面的。不同公证客体(对象)有其自身规律、价值和公证规则,他们之间并不是总是相同的,故“公证+”理念就要求我们要区别对待。例如,家事公证有家事公证的自身规律、价值和公证规则,金融公证有金融公证自身规律、价值和公证规则。我们欣慰地看到,近年来我国公证行业进行了成立家事公证服务中心的尝试,这种尝试是对以前所有公证事项“大一统”的颠覆。

第三,法律行为公证不是对私文书的再证明过程,其本身就是公文书的形成过程。传统观念认为,法律行为公证是对当事人私文书进行的公证证明。这种观念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私文书+公证证明=公证文书。该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最高人民法院也持有该观点,其体现是其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关于公证的有关规定。该意见稿第70条规定,经公证机构公证的私文书证,视为公文书证。该规定蕴含的逻辑就是公证中先有私文书证的存在。而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德国民法典的译者陈卫佐先生在请教一位作为公证人助理的法学博士后认为:“公证证书的作成是德国民法典所规定的最为严格的形式,指的是合同的全部条文由公证人做成证书。有关作成公证证书的细节,规定在《公证证书作成法》(即《德国证书法》)里。概括来说,就是双方当事人经咨询公证人的意见后,在公证人面前作出意思表示,由公证人作成记录,并当着双方的面逐条朗读,得到双方的首肯后,由双方签名,最后由公证人签名并加上特制的公证印记。”④在德国公证书的形成过程中,我们丝毫没有找到“私文书证”的影子,因为在传统拉丁公证制度过来看来,公证本身就是形成公文书的过程,也就是说,公证是公证人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公文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证人的行为与当事人的行为是融合在一起的,并不是分裂开来的,这也符合我们所主张的“公证+理念”。

第四,公证文书是公证证词与契约内容的结合。有作者戏言,欧洲拉丁公证文书是当事人在公证人协助下作出的契约,中国公证书是公证人在当事人协助下作出的裁判性文书。实际上,我国将公证证词与契约内容一分为二的证明方式已经带来了很大的弊端:我国公证员起草公证证词的技艺显著提升,但在契约方面的代书能力却显著下降。作为一名拉丁公证人没有能力起草一份优秀的契约,这也是颇为遗憾的。尤其可怕的是,公证员认为契约是当事人自己起草的事,公证员可以不用为此承担责任。实际上,从实施拉丁公证制度的国家和我国的立法来看,都认为公证文书是公证证词与契约内容的结合体,不管契约是公证人亲自起草还是当事人事先提供了草案,公证人都应当为契约的内容负责。“公证+”理念主张公证行为与公证对象的深度结合,公证证词与契约内容的组合构成公证文书也是“公证+”这一理念的结合。我国公证实践也完全有必要重新审视公证人代书契约职责的重要性,将代书契约视作公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在“证明论”下将“代书契约”与“证明契约”进行分割。

第五,公证行为与公证客体(对象)的结合,也必然要求在民事实体法上对经公证的公证客体(对象)的法律效果进行规定。纵观实施拉丁公证制度的国家,其公证法典都是公证组织法和民商事实体法关于公证的条款共同组成。法国在1803年颁布《风月法令》后,在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中即规定了大量的公证条款。这种现象表明,单独的公证行为的存在并没有多大意义,公证行为与公证客体的深度结合并负有特定的法律效果才是公证发展之道。民法学者徐国栋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公证法典是由公证机构的组织法(程序法)和民法典关于公证的运用各项规定组成,这两部分内容综合起来才构成一个国家的完整的公证法制,任何部分的残缺都将造成公证制度的“跛脚”状态。我国《公证法》实施以来,已经形成“一法三规章”的公证组织法和程序法格局,但是在民法和其他实体法上却是乏善可陈。“公证+”理念也必要要求公证客体经公证后产生实体上的效力,这种深度融合才具有法治的意义。当然,我们希望将公证制度写进民法典并不是只有“必须公证事项”这一方式,其实经公证的法律行为可以在民法上发生各种各样的法律效力,我们应当在多元化的法律效力基础上来探讨公证切入民法典的合适路径。

第六, “公证+”理念提倡公证行为与公证客体(对象)的深度融合。 “公证+”理念就是希望重新回归拉丁公证的传统和本位,将公证行为与公证对象进行深度融合,只有这样公证的价值才能够得以凸显。在现代社会,由于信息割据状况逐步得到改善,依靠信息不对称存在的“证明价值”已经越来越没有存在空间。



①丁筱英、王继红:《公证本来面目是“证明”吗》,载《中国公证》2008年第11期。

②基于当事人对公证人的信赖,公证文书应当产生当事人所期待的结果。为维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法国判例发展出了“公证效用性原则”,这是法国公证对现代公证制度建设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探索。法国判例认为;“公证人作为文书的拟制人,必须采取全部有效措施来保证文书的效用”、“公证人之保证其制作文书的效力与效用义务,适用于公证人赋予公式文书形式的的所有文书”、“作为公务助理,公证人必须……保证经过公证的文书的效用性”。 显而易见,公证人实际上必须保证所制作的公证文书在所有环节上的效用性,公证人以法律形式表现在公证文书中的当事人之所有意愿,都应产生效力。

③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认为:“本案中,公证人在公证契约时,应依据判例已建立的晓谕义务执行其职务,即公证关系人(请求人)提出无担保之预先给付者,则公证人依联邦最高法院向来之判例有双重晓谕义务:一方面应晓谕受预先给付于给付不能时之后果(第一义务),另一方面应只是如何避免风险之方法(第二义务)。” 德国公证人双重晓谕义务应做如下正确理解:晓谕范围已经不局限于法律,而扩展至“如果避免风险之方法”。

④陈卫佐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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